揭秘家庭教育的理论（上）
厦门心理咨询-德仁心心理咨询：揭秘家庭教育的理论（上）
各位上午好！今天，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的新朋旧故和我教过的学生，我非常高兴。大家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莅临指导，我深感荣幸。我诚恳地感谢大家对家庭教育事业的关注，对我事业的关心、支持和期待。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只是做了一些该做的事，力所能及的事。召开这样的会，我一直觉得是“小题大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很惭愧，我与大家的期望相距甚远。
当初，听说要开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我感到很意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我们学校是开过这样的会，那都是教育学术界元老级别的精英，像顾明远老师，黄济老师，厉以贤老师等等，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学习的榜样。在他们面前我还是个小字辈儿，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我是对家庭教育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只不过是些零零散散的感悟而已，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建树。如此过誉，叫我诚惶诚恐，我实在承受不起。好在我还有自知之明，知道我有多大的分量。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七十岁已经不是“稀有动物”了。我向来不喜欢张扬，到了这个岁数，更应该心如古井、宠辱无惊。古人说，“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名气太大了，未必是什么好事。后来，说是为了宣传我们这个新兴的学科，扩大影响，以号召有更多有识之士加盟我们这个队伍。既然是这样，我就不再反对，就算是抛砖引玉，做一块“引玉之砖”吧。刚才各位的发言中，有许多是溢美之辞。我知道，这是大家对我的期望、勉励和鞭策，我感谢各位。我将不负众望，继续发挥余热，以实际行动回报各位，回报社会。
这几十年，我是为家庭教育事业做了些事。但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常言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单凭我个人的努力，也不见得能做成什么事。所以，首先我要感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社会的需要是促使科学研究发展最大的原动力。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全社会对家庭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视，没有家庭教育实践的极大丰富，没有家庭教育事业蓬勃的发展，我就没有持续三十年的耐心和韧性。第二，要感谢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各位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更何况我还称不上什么“好汉”。没有各位一如既往地鼎立相助，我很可能一事无成。在这里，我要感谢愉快合作三十年全国妇联和各省市妇联，他们的敬业精神，一直鼓舞着我；感谢新华社，感谢各有关报刊社、出版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传媒界朋友，感谢你们推广我的研究成果；感谢我的学生，是他们求知若渴的好学精神，一直在推动着我。我向各位表示深深的谢忱！
1965年，我从这里毕业之后先到师大附中工作。那年二十四岁。在那里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实际上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学习。上学时，读的是“有字的书”，是向书本学习；工作以后读的是“无字的书”，是向实践学习。在附中，我先从普通老师做起，然后是班主任、少先队总辅导员、团委书记，最后做学校党总支书记，主持学校工作。那年我三十二岁。我教过政治、语文、历史、音乐、体育等课程。组织学生开展文娱体育，社区宣传，军事训练，野外拉练，挖防空洞、上山下乡，春种秋收，植树造林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教育教学实践，不仅在教育教学能力上获益，也使我逐步懂得了什么叫教育。主持学校工作八年之后，1980年，那个时候社会上掀起一股“归队”的潮流。我认为，人必须各得其所，才能各尽所能。我对官场文化不大适应，总感觉“水土不服”。我想，“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便毅然辞掉附中职务，在“归队”潮流的裹挟下，重新回到母校北师大。那年，我三十九岁，即将步入中年。我是半路出家，是名副其实的“插班生”，理论研究“起跑”迟了十五年，我感到压力很大。有人曾问过我：你在中学这十五年，是不是一种浪费？我说不是。这恰恰是我的优势。在大学学的教育理论，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只会纸上谈兵，并不真正懂得教育是怎么回事。后来，经过教育实践，才慢慢地对教育的含义有所“感悟”。这是我的第一个收获。
中学这段工作，对我后来的理论研究也非常有价值。只有亲自干教育，跟学生一起摸爬滚打，才知道普通教育领域有哪些课题需要研究，值得研究。选择研究方向才不会像没头的苍蝇——瞎撞，从而避免舍本逐末或无病呻吟的弊病。我选择这个研究方向，直接受益于中学工作的经历。我得感谢附中，是这段经历使我走向成熟。这是我的第二个收获。到北师大不久，我就主动找领导谈话，希望尽早把研究方向确定下来，以尽快进入角色。我本来就迟到了，已经没有“拿青春赌明天”的资格了。时不我待，年龄不允许我优柔寡断，举棋不定。领导问我打算研究什么？我脱口而出——“家庭教育”。听到这四个字，领导感到很惊讶。现在，说起“家庭教育”，人们都耳熟能详。那个时候，学术界还没有这个学科，名不见经传，我的选择的确是有点儿不伦不类。我事先就估计到领导会惊讶。
当时，就有朋友劝我说，家庭教育不过是个“小儿科”，有什么可研究的？这个领域能有多大？扑腾不了几下就到头了，能有什么前途？我说，话不能这么说。实践才能出真知。没进行实地考察，怎么会知道没学问？这就像站在海边说大海不深一样，那是因为你没亲自下到海里去，你一下去就知道大海有多深了。也有朋友说，家庭教育面太狭窄，你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同时还要研究别的。我说，我不想当“万金油”，只想当“专门家”。当时，领导问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研究方向？我说，这跟我在中学工作这段经历有直接关系。学生在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和训练，表现却千差万别。根本原因是学生分别来自不同的家庭，接受了不同的家庭教育和家风熏陶，打上了不同的“底色”，不同的烙印，很难磨灭。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职能作用，就得要进行研究，探索其发展规律。领导说，要是你的研究成果学术界不承认怎么办？我说，我不管这些，我只想做事。又问评不了职称怎么办？那时我刚从中学过来，还不懂得职称有多么的重要。我说爱评不评，我不在乎。
领导说，学术领域根本没有这个学科？那时候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狂傲得很，我口出狂言：“没有这个学科，我可以创造呀！”够牛的！我很清楚，领导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是在关心我，为我的前途和未来着想，我本应从善如流。但我的欲望不可抑制，欲罢不忍，欲罢不能。跟我谈话的领导是我上学时的系主任，是她从附中把我要来的。按理说，我不该“忘恩负义”，应当感恩戴德，恭敬不如从命。但要我放弃选择，我还是心不甘，情不愿。于是，我就讨价还价说，能不能让我试试？您给我五年的时间，要是做出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就让我继续做下去；要是整不出什么名堂，不用领导发话，我自动卷铺盖卷儿走人！我不给自己留退路，也许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我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为阵。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领导只好勉强答应。这就等于我跟领导订了一份“君子协议”。从1981年开始，我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全身心地投入，一口气就“试”了三十年。我能如愿以偿，做了三十年自己想做的事，我得感谢我所在教科所领导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科研环境。
本文来自：赵忠心家庭教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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