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女孩的抑郁自述（下）
厦门心理咨询-德仁心心理咨询：14岁女孩的抑郁自述（下）
她想让朋友们看到，她没走远。彭可欣不喜欢医院，到处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墙上贴着瓷砖，冰凉凉的，病友们比自己大。但是，在医院时，她会清醒很多，药物流进身体里，让她整个人都感到放松些。后来，她依恋这种感觉，并且会吵闹着想去医院。
医院开出的药物，一共八种。
抗躁郁的药物中，有一种是氯硝西泮。住院时，直接输液进入身体，效果远大于口服。输液输到一半，彭可欣的情绪就会平复。是否要给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用药，在医学上也饱受争议，大多数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说明书上都印有“可能增加儿童自杀意念风险”的警告说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并监测用药情况，而儿童也更有可能出现依赖药物的行为。开药时，医生会根据专业知识来衡量计量和划定年龄段，但在医学文献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两周左右，医院抽血做一些检查，生理指征有所好转就可以出院。留给赵琳的医嘱，无非是“按时服药”、“注意观察”。医生也会和家长添加微信，但不会有回访。一次，彭可欣说要跳楼的时候，赵琳发微信求助，得到的回复是：先拉住，然后到医院来看看。
“她们都月考了，我却成了掉队的小鸟。”
从家出门过条马路，再拐个弯，就是彭可欣的学校。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五层楼，与广州其他种满绿植的校园不同，操场上的草皮有些剥脱，显得空旷而陈旧。这是一所公办学校，学生大多和彭可欣一样，从附属小学升上来。课程并不紧张，一天七节课，很少补课。对于去哪所高中，老师不会施加太大压力，按部就班的，就可以去区域的公立高中。在得病以前，彭可欣很喜欢呆在学校。她和同桌是好朋友，对方说话很幽默，上课也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班上最受欢迎的女孩高梓伊和她关系最好，一下课，俩人就粘在一起，“我觉得我们都像爱情了，那时候都喊老公老婆的，”她翻出抖音里两个牵手的照片，“别人都超级羡慕我们，谁都插不进来！”但是，从确诊到2019年结束时，彭可欣反复住了三次院。出院的时候，虽然生理指征有所好转，却不意味着抑郁症的痊愈。回到学校，就必须遵守学校的作息纪律，每天7点到校早读，5点放学。彭可欣做不到。睡眠障碍，导致她无法按时起床，即便勉强到了学校，也是上课犯瞌睡。刚确诊抑郁症时，彭可欣还很瘦，一米六，只有 90 斤。图源：受访者提供第一次出院后，彭可欣回学校，第一天放学回家就躲在房间里哭，次日一早就无法起来再去。第二次出院也是一样。赵琳试探着问班主任马老师，学校发生了什么，老师说，昨天一切都挺正常的。彭可欣却发现，回到学校这一个星期，已经又讲完了一个章节，她没学过，跟不上。她对自己讲，“我有好多天没写作业没好好上学了，我不忍心自己堕落成这样，她们都月考了，而我却成了掉队的小鸟。”
每次到学校，经常要去办公室谈话，彭可欣觉得人们一定都在背后猜她。不自觉的，她会把手臂向内转，不让人看到上面的伤疤。她不想让同学知道她得了病，但又在想，是不是也会因为我生病了大家都来关心我。随着病程发展，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没有办法承受她的情绪，当她又一次把刚割完还没擦的手臂图发给高梓伊看时，对方回，“好可怕，我很怕，不要再给我发了。”班主任马老师和赵琳协商，这样的情况，即便之后回到学校，也很难跟上进度。商量的结果是先办理休学，之后如果恢复，再把休学记录撤掉。马老师，从教 29 年，带完这一届就要退休。之前碰到过青春期叛逆期的孩子，学校也有一套严格的执行流程：班主任发现、及时上报、心理老师介入、定期谈话、班主任每周呈交观察报告……直到学生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但严重的抑郁症，是第一个。她没有经验可以用。她给各科老师发消息要注意保护，每节课下课，她都要去看看彭可欣的状态，及时反馈给家长和学校教务处。碰到彭可欣迟到，来一两天又走，她不知道该如何做，这不符合学校的教学规则，但又做不到特殊照顾她，“这样，你让别的学生怎么想，他们学起来怎么办？”彭可欣确诊抑郁症后，班里的另一个女孩表现出了意志消沉的状态，马老师赶快找她谈话。提到彭可欣，她感到惋惜又无措，家长只要保护一个小孩，但老师需要确保每个学生的健康。
彭可欣一直尝试回到学校，她和朋友们渐渐没了交集，她很想找回来。2020年5月，新冠疫情稍息，她又回到学校。买校服、准备课本、定早起的闹钟，兴奋地挨个儿通知了好朋友。可是，一见面，高梓伊和她开了一个玩笑，“你怎么这么胖了？我不要和你玩了。”可欣赶紧把上衣下摆往下拉，遮住臀部，她不想让别人注意她因药物作用胖了近 20 斤的身体。年末再回学校参加运动会时，朋友们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说话有了陌生感。她不愿意再去了，出门绕着学校走，生怕碰上同学。彭可欣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被塞进了漂流瓶里的鱼，看着朋友们的说笑，什么也听不到，而塞在瓶子里的自己，只能不断开合着嘴巴，随着海浪一点点飘远……
“她也有享受痛苦的权利，我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她。”
距离女儿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已经过去了 8 个月，日历上记录下了女儿的病情：2020 年 2 月，一共有 11 个空心三角形；3月，14 个空心的，7 个实心的。空心代表自伤，实心代表意欲跳楼行为。此间，赵琳不断寻找治愈的方法，网络里没什么有用的信息，每个网页上都在强调家庭关系，她接受，但是，没有解决方案。现在，重新休学在家的彭可欣，生活又回到了那个四平米的小房间。她有时会想找个男朋友来陪陪她，在抖音里找到同城的中学生，打了招呼，就不知道接下来该聊什么。前几天，她与一个中性风的女孩子建立了联系，互相介绍完姓名后，没了下文，“感觉她身边的朋友很多，”她把对方的资料翻了个遍，有些失落，“我就不必要介入吧。”再一次，在她的小世界，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幸运的是，母亲赵琳找到了一个可能。郁金香家长互助群，是全国最大的民间抗郁联盟公益组织，2015 年成立，在126 个城市有分会。在这里，赵琳发现了同伴—-每个家庭的经历都多少有她与女儿的影子。面对青少年抑郁症，郁金香鼓励并引导家长从自身的改变开始。读书会指导每一位家长先看见自己，再看见别人。机构里的老师们告诉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情绪，不要一上来就给孩子下判断，要做到不建议、不理会（不担心）、不要求。因为家长们的焦虑会消耗孩子的能量。此外，互助群里还有一些正念、观呼吸等让家长们也保持情绪平静的课程。
每个月，赵琳都带着孩子们回趟老家，看望老人。 图源：受访者提供学习了一个多月后， 赵琳慢慢变得会夸奖女儿了。可欣买了一大堆化妆品，在眼皮上抹上橙色，画出一条长长的眼线，涂了口红，在她面前晃悠，她就搂住女儿，夸她真好看。半夜，女儿突然要求去医院吊针，她一口答应，但按照老师的办法，先稳住自己，慢慢整理出门的物品，拖延时间。果然，二十分钟后，女儿说太晚，要去睡觉了。家里的刀不再藏起来了，看到女儿用刀划手，她不去抢，就坐在那儿， 手指死抠着裤子边沿，也不让自己露出慌乱的神情。等到结束，女儿放松了，她再去处理伤口，“我能做的只有这些，她也有享受痛苦的权利，我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她。”第二天，女儿也许还会告诉她自伤的原因。“她懂怎么处理的。”赵琳清楚女儿不会乱来。近几个月以来，可欣已不再那么频繁地失控。作为母亲，女儿的想法在掌握中，女儿的行为是在像外界呼救，但是，“无论怎样，能救一次未必能救下一次。”晚上，她们挤在小房间里看电影，她想，我们会慢慢变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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