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女孩的抑郁自述（中）
厦门心理咨询-德仁心心理咨询：14岁女孩的抑郁自述（中）
三年前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就显示，中国17岁以下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和行为的困扰，抑郁症发病率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调查数据也显示，9-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14.81%左右。看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彭可欣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恐惧，代替了妈妈答应带她来医院那一刻的放松。上医院，其实是可欣的要求。前几天放学，情绪忽然涌来，她从学校跑回家，外婆外公和她打招呼，她不想理，头也不回地冲到自己的房间里，拿枕头砸墙壁，用脚踢门，哭着大喊，“我真的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外婆赶紧打电话把妈妈叫回来。妈妈进屋时，她已经没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抽泣着说，“妈妈，我真的不行了，带我去看医生吧。”她说，她想被确诊为抑郁症，“想让妈妈重视我”，“也不用再害怕别人说我是装的”。可是，当诊断书拿到手上的时候，她的眼泪开始不停地流。这个14岁的女孩，不知道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确诊之后，彭可欣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妈妈给她的房间装上了门（原本是没有的）。那天，她做完心理咨询回到家，看到过道里多了一张推拉门，她立马钻进去，将房门轻轻合上，躺在里头自拍、玩手机，“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有门，有安全感。”手机，也不再是一件被管制品，玩到凌晨都没人管。零用钱和出门也不受限制，只要提出，基本都可以实现。外婆外公知道她得了抑郁症，坐在一起时，经常互相使着眼色，给她递水果、夹菜。往常可是弟弟优先。家里的气氛，变得平和而又小心翼翼。但彭可欣总担心，这些美好都是假象，和手上的伤疤一样，过段时间就变色了。
“可是，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
当医生告诉赵琳，彭可欣是“重度抑郁症”的时候，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怎么会得抑郁症？还能好吗？”得到的答案模棱两可。没人能说清楚抑郁症的根源，为此，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讨论了几个世纪，一方认为成长的家庭环境，童年创伤以及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另一方则认为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罪魁祸首。青少年的抑郁症更为复杂。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李净看来，青少年有抑郁倾向与确诊抑郁症是两码事，最难的，是两者之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界线。青少年进入青春期，性格本就敏感，多变。李净甚至认为，如果仅仅根据抑郁症症状上的指标来推断抑郁症，那么来医院的小孩 99% 都能被确诊。而当前国内精神科医院少有专门的儿童精神科分科，通常与成人混在一起，这更增加了诊断的难度。更重要的是，一旦确诊，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心理标签。
刚上初中时，赵琳带女儿在旅行。
走出诊室那几步，对赵琳来说，比翻过一座山还难。站定在门后，她深吸了一口气，看到女儿独自坐在候诊长椅上的身影，她决定诚实地面对，“不能逃避这个事情。”那天下午，她请了假，也没送女儿回校上课，带着她去市中心吃了顿日本料理，之后去逛街。女儿从试衣间出来，提着裙摆在她面前转了几圈。她一阵恍惚，医生宣布的结果怎么也无法和眼前13岁的女儿重合。“医生说孩子压力很大，但我没给过压力啊。”赵琳反复回忆，她不记得女儿和自己发生过矛盾。她的要求女儿很少会拒绝，直到初中，女儿还是喜欢黏着她一起睡，周末时，她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逛街，每个暑假都会安排家庭出游。平日，成绩是抓得比较紧，她每天都会盯着女儿和儿子一起完成作业。成绩有下降，她也会批评。有一次，女儿的年级名次下降了快50名，她是说过：这样的成绩长大只能去捡垃圾。可这不也是作为母亲督促的责任吗？如果把母亲的职责分成陪伴和督促，她觉得自己全做到了。要说有什么亏欠女儿的，那就是给不了缺失的父爱和弟弟出生后对她不可避免的忽略。2014年，因为债务问题，赵琳和前夫离婚，但她跟孩子们只说爸爸有事出门了，主卧房间里，甚至还挂着她和前夫的结婚照。赵琳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HR，是十几年的老员工，疫情之下行政部门在裁人，但她因为业务能力出众，留了下来。现在一个人要干原来三个人的活。这个独自抚养一双儿女的母亲，陷入了自责与纠结，“是不是我的教育方法不当？”、“因为我太忙没有做好母亲这个角色吗？”或者，“是我太强势，没有给女儿选择的空间？”
确诊后，彭可欣的衣服大多为深色。。
她想起确诊抑郁症之前，女儿提出“抱一下，亲一下”，她本能地抗拒。从孩子读初中后，她们确实很少有亲密的接触了。可是，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记忆里的妈妈，永远没有表扬，总盯着自己没做到的地方。考了九十几分，把卷子拿回家，“你看看这几分是怎么扣的？”妈妈阴着脸。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新买的白毛衣，妈妈始终不让她穿出门，因为觉得她一定会弄脏。她也在日记里写过，“我恨妈妈。”但她始终是个乖小孩，学习好，成绩好。初中时，有同学上职高脱离了家庭，她给自己的规划则是读大学、去省会广州，“我要快点长大，就能逃出去。”21 岁到广州后，租房、换工作，她一样都不与家里商量。工作两年后，在广州买了房，骄傲地带着父母去楼盘，母亲站在毛胚房里对她说的话却是，“你看看你，要还房贷了。”母亲看不到自己的成绩，爸爸不善于表达。“可是我不也过来了？”赵琳在母亲严厉的爱之下，成为一个“强大”的人。她曾发誓不成为母亲那样的母亲，但不知不觉中，她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她不想成为的样子。
“住院了，同学会怎么想？”服药一开始并没有给彭可欣带来疗效，一到晚上，她就有用刀划自己的欲望。一天夜里，她用美团外卖要了一把美工刀，躲在房间里偷偷划，妈妈直接推门进来，抢过去收起来。第二天，她听到妈妈投诉美团，“你们怎么能卖给小孩子刀呢？”复诊时，医生建议马上住院，“这样可能威胁到人身安全。”彭可欣不愿意，“住院了，同学会怎么想？”而且医院在市中心，离家30 公里，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和妈妈争执起来，她用指甲把已经结痂的伤疤揭开，这个吓人的举动却更坚定了赵琳让她住院的想法。为了让彭可欣接受住院，赵琳买了最新款的 iPhone 11 给她，答应她每个月有 1300 元的零花钱。彭可欣第一次住院时，隔壁床是个六十岁的老人，一到晚上十二点，老人就在睡梦中坐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新来的病人都被吓醒了。在医院的日子，主要就是输液、翻手机、然后睡觉。白天，护工表姐陪着她，两人有时一起到附近的美食街逛逛。
在表姐的印象里，彭可欣一直都是乖小孩，舅妈请她帮忙时，她以为就是个简单的病。到了医院，发现表妹只有在注射药物后，才像个正常小孩一样说说笑笑，一到晚上，药效过去，就吵着要拿刀，发疯似的想往外冲，旁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妈妈每天下班后，去医院陪她，晚上一起挤在病床上。十点病房就熄灯了，她拿着手机，和外面的朋友维持着一点链接。聊到凌晨一点，才道一声“晚安”。知道她住院的同学并不多，只有同桌和最好的朋友高梓伊，她们说好周末来看她。可欣提前三天就想好，那天去吃什么，穿什么衣服。连续几日聊天，都说同一句话，“周六不见不散。”探视那天，她提早结束输液，换上从家里带来的干净衣物，三个人去市中心的餐厅，手挽着手走。可欣拍了许多照片，晚上回医院后，在照片上加上可爱的表情，发到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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