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下）
厦门心理咨询-德仁心心理咨询机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下）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因为，将上述条款中的情夫和情妇分别用丈夫和妻子加以代替的话，它居然完全适用于今天的婚姻观。看来，我们今天的婚姻规则，竟然是对800多年前通奸规则的抄袭？！
那时，一场风花雪月的情事通常都是极具戏剧效果的：一个贵妇需要极大的智慧，来为她的骑士设想出各种非常富于创意的任务。这个任务，既要能在社交圈引起轰动，又要有足够的难度，还不能让她的情郎有性命之虞。而她在社交圈里的对手，则会命令她的骑士去做相反的事情。就这样，这两个骑士最后总是免不了要在决斗场上争一个高下。他们各自在胸前别上一块代表己方贵妇颜色的布条，一通砍杀之后，失败者落荒而逃，而胜利者，则通常能够享受到两位贵妇的芳泽——不同的是，己方贵妇献身于他，是出于义务；而对方贵妇的主动投怀送抱，则完全是出于“对胜利者的仰慕”。依照惯例，肉体的接触意味着这场游戏的结束，也同时意味着下一场游戏的即将开始。由此可见，被誉为“至高无上的爱”的amour，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双方都是同一阶层的人，意即贵族；
2.女方必须是别人的老婆——未嫁的姑娘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而与自己老婆产生amour，则完全是个笑话；
3. 肉体关系发生之前，一定要有一个长时间的“未遂”阶段，以增加趣味性；
4.肉体关系发生之后，双方关系要结束得干净利落，决不拖泥带水。
这个游戏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以致于它在每一个欧洲人的思想深处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时至今日，在现代人的恋爱婚姻观中，也感受得到这种“骑士之爱”浓郁的氛围。爱德华•博克斯在其《欧洲风化史》中这样写道：“在所有国家中，个人情爱在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胜利确实不是以夫妇情爱的形式出现的……。换句话说，较高级的爱情形式在历史上是从通奸开始的——整个阶级有系统的、双方情愿的通奸。”
是的，正是被誉为“骑士之爱”的这种有具体规则的通奸，提高了人们在爱情方面的品味。而在此之前，男女之间的情爱总是显得过于粗俗。因为没有长长的调情期，那时的男女像两只甲虫一样地发生关系——直白、粗鲁而单调；在“骑士之爱”的游戏规则发明之后，人们将兴趣从性交本身转移到前戏上去了。于是，身处一场情事之中的男女变得越来越像进入发情期的孔雀、青蛙、鸳鸯或是小丑鱼——在复杂而冗长的求爱过程当中，除了一份“做秀”的乐趣之外，还能感受到很多其他细腻而强烈的情绪——实现自我的骄傲、难以名状的怅惘、被征服的强烈欲望、柔肠寸断的未遂——五花八门的名词，应有尽有。
有一个观念是要加以纠正的：很多人认为，只有那些穷奢极欲的有钱人才道德败坏，以至于不懂夫妻间的爱情；而广大劳动人民的夫妻之间，有着高尚而纯洁的爱情。这些，不过是毫无根据的美好愿望罢了。处于巨大生存压力之下的人们，其情感的品质必然是功利而市俗的。德国的一句民谚很能说明问题：“损失一个家畜会比丧妻更令一个农民忧伤”，因为前者，是一定要破费钱财的，而丧妻后却可以再娶——这意味着又是一笔嫁妆。
用于通奸的规则，被当作缔结婚姻的基石
到了中世纪末，贵族们纷纷破落了。如今，有钱的是那些新兴资本家——他们虽然有钱，可是在贵族眼里，却只是些个“土包子”、暴发户而已。一个资本家的女儿要想与一个穷贵族攀亲，不拿出几十万的嫁妆就休想！势力越来越大的资产阶级自然不满于这种现状，他们要求与其经济状况相称的政治权力。于是，以出身定特权的制度自然被要求废止，这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的由来。需要说明的是，“博爱”这一条在刚被提出来的时候，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请贵族老爷们赏脸娶资产阶级的女儿。
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是一定要以道德观、价值观的重建为噱头的。于是，资产阶级便从对贵族阶层的反动出发，开始建构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婚姻观。在婚姻观上，早先的门当户对、缔结婚姻时出于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动机、通奸，以及雇奶妈养孩子等等——只要是贵族们所做的一切，就统统不对！既然封建贵族们公开嫖妓，那资产阶级当权后就到处取缔妓院、清除妓女。可是，在婚姻等同于批发性卖淫的前提下，性的零售业又怎么取缔得了呢？结果自然是禁而不绝。只是与中世纪相比，妓女更被大众看不起了。另外，因为这个行业的风险增加了，她们的收费自然也相应提高。
既然妓女变贵了，那么，能不能让减少的嫖妓次数从妻子那儿得到补偿呢？不能！维多利亚的道德观是以其伪善而著称的。那时的女人被教导得对性丝毫不感兴趣——至少，表面上应该如此。一个“生活得特别幸福”的年轻妻子对牧师的一席话，颇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对那件事我倒并不是很反感。让我生气的只是，我没法儿一边补袜子，一边应付丈夫。”
在辞退了奶妈决定母乳喂养之后，可以说，贵族的一切差不多都推翻了。可是，又用什么来取代呢？“骑士之爱”的念头从脑子里冒了出来。于是，以新时代的道德化身而自居的资产阶级们大声宣称：缔结婚姻的唯一动机，是出于双方的爱情！就这样，一个本来专门用于通奸的规则，如今被当作缔结婚姻的基石。欧洲人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全世界表演一次他们的古怪：上一次——我们知道——是天主教从反对通奸的立场出发，最终建立起了以通奸为唯一出路的婚姻观。今天，欧洲人又时髦把一顶“私生子”的帽子戴在自己孩子头上——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和冰岛，非婚生子的数目早已超过了婚生子的数目。
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建立起自己的优势地位之后，其倡导的婚姻观中有两条是他们自己万万做不到的。第一条是不许通奸；第二条是缔结婚姻时不考虑经济因素。关于资产阶级的通奸，《共产党宣言》里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我们的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女人和女儿供他们使用，更不用说公开的嫖娼了。他们在互相引诱对方的妻子中找到了主要的乐趣。”如果说他们的妻子与中世纪的贵妇有所区别的话，那也只是动机和形式上的不同——后者，是公开地追求风流快活；前者，则是在伪善的面纱下偷偷摸摸地进行，目的是钱。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法国巴黎到处都是“情人屋”——介绍你与别人妻子相识的专业机构。如果你在街上被一个妇女吸引，就去找一个情人屋，交一点“中介费”之后，告诉老板你的目标大概住在什么地方、长什么样子，剩下的事情不出一个星期就能全部办妥——如果你年轻、相貌英俊、或是肯出两万法郎的话，事情就会办得更快。
至于说资产阶级缔结婚姻时不考虑经济因素，而只是出于“高尚的爱情”，在今天看来已经完全是个笑谈。在刚开始出现征婚广告的时候，资产阶级们一下子还没学会含蓄，所以，那时候的东西最能说明问题：
某女：20岁，犹太人，浅黄色头发，嫁妆五万马克。惟请受过一流教育、收入可观、出身上流家庭之首都男士应征。
某军官：贵族出身，30余岁，仪表堂堂，欲结识女士，以结良缘，要求财产至少三万，信仰不限。
某工厂主：31岁，经济状况良好，诚实正派，容貌出众，专注事业而无暇交际，欲通过广告与容貌姣好之年轻女性结识。希望对方拥有财产15至20万。请寄照片和财产资料至……，
某知识分子：大学毕业，黑发，为人热情，欲结识家庭及财产均独立之名门淑女，大家闺秀，寡妇或离异不限……。
就这样，“爱情是婚姻的唯一目的和动机”的这一理念，被资产阶级口是心非地提了出来。婚姻脸上非但没有擦掉“财产”这块污渍，又多了“爱情”这块泥巴。不过对于上述主张，资产阶级自己却一天都没有身体力行过。当初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么个主张，一是出于反对贵族特权的需要，二是他们在发迹前对贵族们的“骑士之爱”心仪已久。不过，这个出身古怪却掷地有声的口号，却恰好与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们一拍即和——虽然他们的口袋是空空的，大脑里可是充满了炽热的幻想。于是，他们一对儿接着一对儿地，为了“纯洁的爱情”结婚去了。
这种荒唐的局面就这样形成了：婚姻的初衷是共同抚养孩子，并让孩子得到他父亲的遗产。出于这个目的，婚姻是应该长久而稳定的；而与此同时，现在的人又要求从这维系一生的婚姻中，天天都要得到与短暂通奸时一样多的爱情和快乐。这委实也太为难婚姻了吧？于是，必然出现的情况正如赫拉德•申克在其所著《婚恋进行时》中所阐述的那样，“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爱情婚姻的思想越来越强烈地陷入了婚姻机制范畴的对立面，也越来越削弱了婚姻的机制范畴。”
戴尼斯•德•卢热蒙用这样一句话为婚姻和爱情之间的关系定了调子：“爱情和婚姻就其本质来看是不可协调的。其本源和规定互相排斥。”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离婚率越来越高、“调查发现因为爱情而结婚的人百分之百不幸福”这些个现象。既然不幸的婚姻是如此普遍，人们就不应该只是在个人层面上没完没了地检讨了，而应对这个制度本身加以重新审视。
这个问题，有解决之道吗？如果你改变不了一件事实，那就改变对它的看法！
“婚姻必须重新被理解成终生命运的共同体；要求婚姻幸福的错误认识应对现在的不稳定状态负责；婚姻机制从本质上说并不意味着幸福的状态，而是意味着一种悲哀的状态。”这是1925年一个德国伯爵的看法。无疑，这位伯爵有些怀旧情绪并一定受到过叔本华哲学观念的影响。可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他的看法是不是也很有几分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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