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为何变成赌场（上）
厦门心理咨询-德仁心心理咨询：教育为何变成赌场（上）
今年五月，美国司法部曝光了美国名校招生贿赂丑闻，指控50人涉嫌参与“购买”耶鲁、斯坦福等大学入学资格，行贿者多是富商、高官、明星等社会名流。美联邦检察官称这是“司法部起诉过的最大规模入学舞弊案”。其中，中国山东步长制药的董事长赵涛支付了650万美元的贿款，为女儿赵雨思打开了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后门。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大学入学舞弊案中，涉案金额最大的一笔。《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一个关于财富带来特权的故事，但故事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这些顶级富豪仍然担心自己的财富不够多，他们需要通过将子女送入名校以维持身份和地位、获得更多财富。该报称，说到底，这是一个赢者通吃社会带来病态恶果的故事。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副教授劳伦·A.里韦拉的《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一书认为，教育已经成为精英群体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路径。富裕家庭的孩子依然是高校生源的主体，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家长可以较容易地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打造大学录取委员会青睐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也能让孩子拥有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互动方式，从而让他们在高收入职位的招聘当中胜出。作者认为，虽然在现实当中，还有少量人流进或者流出精英群体，但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登上经济阶梯最顶层的情况越发少见。
在中国，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云杉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日前她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采访，分享了多年来对于教育行业的观察，也谈及中国家长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背后透露出的种种问题。在刘云杉看来，教育已经变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成为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传承与努力的结晶。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日趋稳定，教育作为传统的上升通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它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更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运势。刘云杉告诉界面文化，“教育当中，既有底层的平等诉求，也有中间阶级经营、投资的策略，还有隐秘的财富阶层对继承人的传承和庇护。教育变成了一种赌博，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除了阶级固化的因素，这些年的教育改革过程，反而更加重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曾经指出：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每个家庭因此而为市场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孩子从小就明白，拿高分是用资源换来的。”汇丰银行2017年公布的《教育的价值：登高望远》全球调查报告也证实了这一观察，报告指出，近六成的中国家长让孩子接受自费教育，大多数（93%）家长目前或曾经给孩子上私人补习，74%的中国家长因为孩子的学业而放弃休假、个人爱好等。刘云杉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教育公平的诉求之下，学校提倡减负，却使得教育的培育功能和筛选功能产生了离奇分裂，导致学校教育的权威性下降，最终，家长又不得不以经纪人的方式重组孩子的教育资源。“围绕录取学校的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防止下滑和力争向上，是所有阶层在代际传递中的日常焦虑”
界面文化：首先想和你聊一聊教育焦虑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过去家长的教育焦虑没有那么明显，但近年来却越发严重？刘云杉：教育焦虑与很多因素相关。首先是社会结构，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普通民众都习惯了向上流动；然而，今天社会结构已经日趋稳定。教育作为传统的上升通道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在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中，家长不允许孩子失败，也不接受孩子平庸。这样的教育投入已经扭曲了教育，教育不再是常态的教育，它更像是一个赌场。另一个因素是二代崛起，这不再仅是中国现象，而是一个全球问题。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年轻人手持《21世纪资本论》，高喊：我们就是99%！《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指出：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总财富的60%，他们拥有的财富是社会平均财富的6倍，如果每个成人的平均财富是20万欧元，那么最富裕10%就有人均120万欧元；这一群体内部也极端不平等，最上层1%的人均财富是500万欧元，其余9%的人均稍低于80万欧元。
这本书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人们曾经相信经济增长的大潮会让所有的船只都扬帆远航、所有的群体都能共享增长的红利。然而，更长时段、更多类型的研究却发现，事实不是这样，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只是温和的不平等，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极端的不平等。财富阶层已经清晰地出现，“靠工作还是靠遗产”成为新的纠结，这是“拼爹”现象的经济逻辑。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同样孕育了财富阶层的形成。人们惊愕地发现，劳动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只是温和的不平等，房地产、金融资产等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更为极端的不平等。有的人手里有很多套房子，有股票、有各种形式的财产，而另一些白手起家的人，即便是每月能挣两、三万，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也过得捉襟见肘。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大量中产阶级也出现了。防止下滑和力争向上，成为所有阶层在代际传递当中的日常焦虑。界面文化：教育焦虑产生的原因，除了阶层固化，还有其他吗？你曾经说，如今，教育的培育功能和筛选功能产生了离奇分裂，所以父母会产生焦虑吗？刘云杉：我们的教育为什么让龟兔（指不同禀赋的人）比赛跑步？是因为教育具有筛选功能，也因为我们国家特有的社会结构。如果照搬北欧的教育制度与社会制度，乌龟和兔子可以不去比赛跑步，可以多元选择、自由发展。但是在中国，需要靠教育来进行人才分类与人才筛选，因为优势资源有限，因此竞争激烈，一定要在一起决出一个高下之分。
培育在先，筛选在后。但是，在教育公平的诉求之下，乌龟不能明显地失败，所以大家跑得都很慢。学习内容繁难偏旧，跑得快的、天分很好的兔子不得不陪着乌龟，在低挑战、低刺激的重复学习中，适应乌龟的速度，学业负担既沉重、又低效。因此，教育部主导课程改革、学校减负、快乐教学，进而是考试改革。结果是什么呢？高考越来越简单，考分越来越高，一个分数段有上千个考生，这样的考试的筛选的价值越来越弱。可是，筛选是对人才的分层分类，如果没有筛选，这个社会如何进行分层分类呢？筛选一定会发生的，于是，学习过程中的减负和学习终端的筛选（中考和高考）出现了分离。过去，我们相信学校教育是全能的，学生在学校里学得好，就能考得好。可是今天，学生在学校里的过程性考试都是高分，90分、100分，都很happy，可一到利害相关的选拔性考试，分数就很低，差异就非常大，家长就会对学校教育的的专业性产生怀疑。过去，在培育功能和筛选功能没有分离的时候，学校比较权威和全能，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是放心的。而今，学校的教育功能被不恰当地弱化了，家长不得不以经纪人的方式，重组孩子的教育资源。教育改革的第一季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第二季则出现了精约教育和博放教育两种理念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界面文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认为，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而现在的教育让位给市场化的教育企业。这其中是否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
刘云杉：是的，减负将公立教育的手脚捆绑住了，减负以后教育最核心的部分——教学与育人分离了，既出现了无育人价值的教学，也出现了无教学价值的育人，教学的价值在学校与培训之间被双重扭曲了。在减负背后，考试、教育中最核心的知识在哪里获得？外包到校外辅导机构、培训机构当中去了。我的同事王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的研究指出“教育的拉丁美洲化”现象，举例来说，在上海，公立教育的权威在不断下滑，私立教育能提供更好的教育供给；在北京，虽然公立教育看起来很强，但是公立教育和校外的培训机构又非常复杂地嵌套在一起。
我们刚才提到教育改革，第一季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即培育功能与筛选功能的分离；到了第二季，则发生在学校教育内部，出现了精约教育（强调严格的制度和纪律，用“苦中苦”实现“人上人”的目标）和博放教育（将约束力降到最低，主张解放学生，让学生在集体之外成长）两种理念型，这对“理念型”教育模式后是中国社会的断裂：大城市尤其是社会中上阶层开始体验与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乡村与社会中下阶层信任与选择的仍是“应试教育”；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在对“继承人”的培养途径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但再仔细研究，校内的博放教育依赖校外培训机构中的精约教育，体制内的素质教育和体制外的应试教育既奇怪又自然地组合在了一起。界面文化：你刚才提到家长的“经纪人”角色，这一代父母在思想意识上和之前的父母是否也大为不同？刘云杉：去年，做社会学研究的杨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辑，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提出了“母职的经纪人化”的概念。在教育市场化后，母亲的角色变成了一个新的经纪人。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进什么样的机构和培训班、选择什么样的老师和学习同伴，都要靠母亲来经营。学校提供的服务和网络课程、校外课程都被相提并论，成为了课程超市。作为精明经纪人的母亲可以在不同套餐里面为孩子选择合适的东西。现在的年轻父母是大学教育的产物，他们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化的人，他们的育儿特征是相信书本、惟新是从，不再相信传统和经验，你的母亲可能会按照你外婆的经验带孩子，可是现在年轻的父母愿意相信一切书本的东西，也愿意相信一切国际化的东西。我常常疑惑：为什么有那么多西方早就已经过时的、有问题的教学法，比如积极心理学、STEAM等，改头换面地搬到中国来之后，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年轻的父母特别愿意尝试，在没有经验与常识作支撑的情境中，他们很乐意去接受西方舶来的观念与做法。其实，我们此起彼伏的教学改革中，经得起推敲的东西是非常少的。真正有用的东西是简单的、稳定的、常识类的经验。界面文化：今天的父母还尤其关注奥数之类的可以给自主招生加分的课程。这是不是对家庭要求更高了？
刘云杉：对。基础教育在减负，高考在降低难度，这极大地毁坏了考试的权威性，于是就有了自主招生，伯乐被逼出来自己挑马。自主招生本意为不拘一格选人才，可是，培训机构又闻到了商机，出现了驯兽师、马贩子，千里马突然大批冒出来了。如果说传统高考后的刷题策略像训练小白鼠，那么，升级版的奥数像是驯兽，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持久地专注、坚定的意志，也需要对智力、天赋超常的迷信，以及精明的眼光、昂贵的投资——这已经变成理性的经营，家庭、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教育消费逻辑下日渐趋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经营原则。围绕录取学校的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界面文化：出发点是对教育公平的诉求，最后为何导致了这么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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