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为何对女性实施性暴力（下）
厦门心理咨询-德仁心心理咨询机构：男性为何对女性实施性暴力（下）
4.导致韩国26万男性群体参与性侵女性的社会心理因素
（1）就如一些媒体指出的，N号房事件必须归咎到韩国社会存在已久的厌女文化——这种病态文化，不仅仅是贬低女性、物化女性，甚至于是对女性产生厌恶，并且在欺负、凌辱、侵犯女性中收获快感。韩国女性遭受父权制度、财阀资本和等级秩序的三重压迫，这三重压迫的结果就是“厌女”的病态文化，它在无形中对韩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2）在更加宽广的社会心理层面上，其实很多国家都存在有问题的社会脚本。社会脚本是把特定的角色和性格分配给不同的演员，把他们放在特定的轨道上。例如在传统的性别秩序中，“插入皆代表权力与支配，被插入代表被动与屈从” ；“女性的角色是服从，而男性的角色是确保女性服从”。这样的脚本将女性定义为性的守门人，将男性定义为性的代理人，进而定义为潜在的犯罪者。又例如，强奸神话无处不在，犯罪者把女性穿吊带衫或者短裙扭曲为性邀请信号，以此来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辩解。
（3）另一个有问题的社会心理因素是暴力崇拜。在意识的水平上，我们的社会制裁暴力。但是在集体无意识的水平上，可能恰恰相反。正如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很久以前所观察到的，性之于维多利亚时代，就像暴力之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正式地谴责它，但实际上却奖励并陶醉于它。就像在中国文化中，一些父母用打孩子表达他们的爱。在美国文化中，爱国主义的象征是士兵，个人自由的象征是枪，最大的精神卫生系统是监狱系统，最受欢迎的运动是足球，最受欢迎的网络游戏是枪击视频游戏，最卖座的娱乐节目是超级英雄复仇的电影。暴力崇拜就是允许并推动男人走向性暴力的集体无意识。一般来说，如果你看到很多暴力，你就会看到很多性暴力。
（4）将人“物化”的社会病态。有些媒体和评论者看到了社会对女性的物化，例如男性把女性的身体变成满足性欲的道具。但很少人注意到的是，其实男性也经常被物化——不是作为欲望和生殖的工具，而是作为劳动和生产的工具。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体系中，劳动者（实际上还有女性）通常被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被剥夺了全部的人性，这种现象在文献中被称为“工作场所物化”（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资本家对待工人就像对待他们工厂的产品一样：用尽榨光，然后扔掉换新。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有多少人会认为男人的价值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财产，就像女人的价值取决于她们有多少美貌一样？在男性努力工作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恐惧？他们害怕被甩在后面，害怕赚不到钱而成为毫无用处的物体。被物化的男性，不太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人性化地对待女性。
韩国N号房事件的解决，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策略。所以，韩国N号房事件涉及的性暴力问题，其原因并不仅限于某些个体的心理变态，或者韩国特有的厌女文化。它还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性暴力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此消彼长”的问题。性和暴力在我们的生理和心理构成中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性暴力是由生物、心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变量的动态相互作用形成的。因此，要防止韩国N号房事件重演，要解决性暴力问题，并没有简单、一劳永逸、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可能既需要从上而下的司法改革来保护女性和未成年人，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方法改变社会文化的弊病。
例如，个人、家庭和社区发起对话和行动，以此创建新的社会脚本和性别期待，并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在美国，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丑闻，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于2017年10月发起Metoo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的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藉此唤起社会关注。在韩国，愤怒的民众们在网络上发起五项请愿，要求韩国政府严格调查这一丑闻，并曝光犯罪人员的个人信息。在短短一周内，超过五百万网民在青瓦台官网发起并参与了请愿。重要的社会变革往往从草根阶层开始，或者需要通过草根阶层的努力而变成强有力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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